城读 │“住房阶级”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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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阶级”五十年
住房阶级对于理解今天城市仍然具有意义。
Moore, Robert (2011). 'Forty Four Years of Debate: The Impact of Rac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16(3)12
Sources: http://www.socresonline.org.uk/16/3/12.html
https://www.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distributed/H/bo28661701.html
Picture source:http://www.daytonarealestatebuyersagent.com/latest-daytona-beach-real-estate-news-fair-housing-gets-fairer/
1967年,约翰·雷克斯和罗伯特·摩尔基于对英国伯明翰Sparkbrook的研究出版《种族、社区和冲突》,通过新闻和电视对公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且这本书在随后半个世纪成为社会学领域的里程碑,在英国城市社会和“种族关系”的研究中被广泛引用。它被用于研究方法、理论、城市社会学的和种族关系的本科教学中。《种族、社区和冲突》最为人知的概念当属“住房阶级”,按照城市不同群体获得住房的不同途径主要分为六类人:拥有完全住房产权业主、自住但需要偿还住房贷款的业主、寄宿住房业主、公房租赁者、私房租赁者和寄宿住房租客。不同住房阶级居住在城市不同地方,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机会,并塑造着城市种族关系。
五十年后,摩尔主编《住房、种族、社区和冲突:五十年后的反思》,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撰稿人,重温雷克斯和摩尔当年提出的主题与问题,同时纳入关于超级多样性、跨文化主义、伊斯兰恐惧症、政治极端主义和反恐的新理论和政策辩论,本书即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是,出版社网站并没有给出本书的封面和目录)。
如下节译自2011年,摩尔写的回顾文章《种族、社区和冲突的影响:四十四年来的激辩》(Forty Four Years of Debate: The Impact of Rac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出版四十四年后,我们需要提醒读者这本书的一些关键内容。伯明翰的背景非常重要:当时这座城市正在吸引大量劳动力,不仅公共服务部门需要配备职员,汽车工业及其广泛的辅助产业,例如金属加工和其他制造业也需要劳动力。伯明翰也在经历一个快速城市更新时期,需要大量建筑工人,其中许多传统上由爱尔兰更贫困的农村地区提供。因此伯明翰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潮。与此同时,它在内城进行大规模的贫民窟清理行动,大片老旧的红砖联排房屋被铲平,新的废墟几乎每天都在出现。除了战前私人和市政房屋外,伯明翰市政府正在建造新的住房(而许多移民工人受雇于建筑工地),以安置那些从市中心拆迁的居民。因此,市中心的住房供应在减少,边缘地区的住房供应则在增加。新来的人住在哪里?外围的新住房基本上不可能,建筑协会、银行、地产中介和地方当局都歧视移民,特别是“有色”移民。歧视既有公开的广告,也有较为隐蔽的方式,通过地产中介对某些地区的住房是否合适客户的判断,或者通过市政府住房官员对来自不同英联邦背景的家庭是否适合社会住房的评估。
因此,移民们不得不接受市中心附近所能找到的住房,首先是由城市拆迁委员会管理或即将指定为清理贫民窟的地方。其次,在最内圈的联排住宅之外,是旧中产阶级的住宅,可能带有仆人的空间,不适应现代家庭的需要和要求,他们已经搬到了更现代更富裕的郊区。这些房子构成Sparkbrook主要住房存量,日益被分割成可供出租的房间,通常需要共用卫生设施。“寄宿住房”(即今天的“合租房”)是许多单身男人的目的地,尤其是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爱尔兰的单身男人。不少来自巴基斯坦的男人想办法筹集足够资金投资一所寄宿住房,这意味着,他们和亲属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增加住宅中支付租金租户的数量来生活,而不必付租金。因此,房东和房客之间的划分也可能具有种族维度。伯明翰的英联邦移民尽最大努力安置自己,但是拥挤不堪的寄宿住房成为公共卫生和住房部门的管理目标。因此,市政府并没有收容新移民,而是去惩罚他们为自己所做出的住房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雷克斯和我想进一步阐述芝加哥社会学学派在1930年代首次提出的观点。我们近距离观察了麦肯齐描述的“入侵和演替”过程。让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尽管芝加哥描述的过程主要源自土地和住宅的自由市场,但在英国,很大一部分住房存量的分配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他们采用需求和权利的行政标准进行分配。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广泛的房屋建设项目成为住房的主要供应者,同时地方政府也在推动广泛的拆迁。福利国家以重要的方式改变了芝加哥作者描述的冲突,并创造了争夺城市资源冲突的新形式。
我们的核心论点是,伯明翰出现的隔离、分层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住房阶级”来解释,住房阶级不是来自于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是来自与住房的关系。显而易见,拥有完全住房产权或需要偿还住房贷款的业主,与社会住房租赁者、寄宿住房房东或寄宿住房房客的“住房方式”有着截然不同的关系。伯明翰失业率很低,主要的冲突在于获得公共服务,特别是获得住房。因此,“住房阶级”是我们试图理解和解释我们在Sparkbrook观察到的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概念。
对于我们试图把芝加哥学派观点纳入理解英国城市的理论框架的尝试,学界并没有什么反应。也许我们的同代人认为它太“功能主义”。有的评论认为我们描述的是一个特定的城市,处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有着特定的住房类型组合。的确,我们是在某个历史的特定时刻书写城市的一部分,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承担的挑战。但是当我们承担这个挑战时,焦点不是我们使用城市变迁的芝加哥城市生态模型的方式,而是劳动力市场、住房存量与其他英国城镇移民模式的差异。
尽管如此,我们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少数群体获得住房的其他方式的观点具有长期影响。例如,2008年,在《种族、社区和冲突》出版41年后,科尔和法拉利(写道“(雷克斯和摩尔)建议,只关注劳动力市场地位、经济实力和社会阶层形成的分析需要更清楚地了解住房市场如何为少数族裔提供不同类型的准入,从而成为竞争和冲突的关键和“独立”舞台”。
根据他们在伯明翰的研究,他们得出结论:40年过去了,普及关于住房、社区凝聚力、文化偏好和流动模式的处方也需要对住房市场过程和功能有更敏锐的敏感性。
对我们分析的一个批评是,我们似乎假设了一个单一的城市价值体系,居民都希望搬到郊区,拥有科林·贝尔所描述的“家和花园车道”。这里我们可能与芝加哥同心圆模型结合得太紧密了。诚然,1965年许多人认为最理想的住宅位于城市的郊区边缘,但并非所有伯明翰居民都认同,不具有城市普遍意义。事实上,几年之内,城市中心旧区正在被高收入者绅士化,而许多边缘地区,尤其是社会住房小区,失业率相对较高,物质环境衰退,社会退化。
但是围绕“住房阶级”的辩论则持续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甚至延续到1990年代,这可能是《种族、社区和冲突》最重要最持久的影响。1995年林恩·汉考克的博士论文认为,住房阶级的概念已经引发了28年几乎连续不断的争论。我们关于住房阶级的分析出发点来自马克斯·韦伯的论述:
“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我们才能谈论“阶级”:( 1 )一定数量的其生活机遇的特殊因果构成相同的人,而且是在这样的限度内,(2)这种构成只是在占有财产和占有收入机会的利益中表现出来的,同时(3)这种构成出现于商品市场或劳动市场的条件之下。这就是阶级位置“。
Sparkbrook居民的生活机会有一个重要构成,即对重要商品——住房的所有权或非所有权。我们的批评者认为,住房产权源自市场,这是居民在劳动力市场地位的结果。其他人指出,住房具有使用价值,是一种消费形式,而不是生产。但是韦伯说得很清楚,有“财产阶级”,具有积极或消极的特权。尚不清楚的是财产的创收潜力是否对他的定义至关重要。
彼得·桑德斯对我们的研究持批评态度,但他指出住房产权使积累成为可能,因为住房所有权不仅吸引了国家补贴,它为信贷提供了基础,而且通过规划立法动员起来保护地方特色、保护环境、限制住房供应(封闭和排斥),可以提高房产价值。不得不说,这听起来非常像基于阶级的行动。桑德斯指出,在他早期研究中,他曾建议:
“家庭财产所有权作为财富积累手段的重要性在于,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结盟模式提供了基础。我们应该考虑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财产所有权可能有助于阶级关系重组的方式”。
我们对Sparkbrook最初的分析不是关于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和非所有权,而是关于通过市场和公共途径获得住房的各种不同方式(其中一些方式可能具有高度剥削性)。我们并没有说家庭财产所有权可能会重组劳动力市场产生的阶级关系。《种族、社区和冲突》的住房阶级被视为独立于劳动力市场阶级,虽然一个人在前者的地位可能与在后者的地位相关,但住房是一个独立的冲突领域。私人房东和房客可能处于对立的关系中,但正如工人阶级的不同部分可能会相互冲突一样,业主也可能会在规划问题或学校可达性上发生冲突。我们并没有暗示或期望所提出的住房阶级是同质的,或者它们必然会相互冲突。此外,不同住房产权的居民为了保护共同或共享的利益而团结起来,对抗对他们地方的威胁,这种现象很常见。
桑德斯之所以拒绝了住房阶级的理论,主要是由于使用同样的理论和概念工具来分析生产领域围绕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所形成的关系,以及消费过程所形成的关系是混乱和无用的,即使在消费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可能构成收入来源。
像雷克斯和摩尔一样,桑德斯认识到“阶级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裂的唯一主要基础”。这是桑德斯发展他消费阶级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在这个理论中,可以重新引入剥削的概念,例如,社会中最边缘化的人可能在传统的阶级意义上和消费阶级中被剥削。
《种族、社区和冲突》激发并促进了超越我们最初感兴趣的领域的社会学辩论。尽管这本书在消费社会学中可能有一席之地,但在年轻的社会学家重新发现马克思著作的时候,正是“住房阶级辩论”继续引发关于社会阶级的激烈讨论,吸引不少学者重新关注韦伯的社会学方法。住房阶级概念对于社会学理论,特别是阶级理论,以及对于理解城市过程和冲突的价值已经争论了四十多年。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不只是关于住房阶级。尽管它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框架,但我们同样对日常生活和社会过程感兴趣,这在芝加哥被称为“过渡区”(或者伯明翰市政府所称的,一个“衰退区”)。因此,我们探索Sparkbrook的民族志,在家里、酒吧、咖啡馆、礼拜场所和街道上与人们交谈。我们与聚集在Sparkbrook协会周围的许多人互动,与那里的工人互动,我们与许多当地人交朋友。我们观察了那些把斯帕克布鲁克作为通向城市“主流”生活的起点的人的生活——他们在伯明翰“起起伏伏”。我们逐渐了解“进进出出”于过去人际关系、职业或居住社区中的人们。我们与年轻的爱尔兰小伙子们接触,他们在塑造新的盎格鲁-爱尔兰身份。
我们对Sparkbrook的组织及其功能进行了分析,让新来者找到友谊和支持,并在一个新的国家创造旧家的东西。我们发现足球队把来自加勒比群岛的男人聚集在一起,星期六学校教孩子们父母的语言,清真寺、谒师所、五旬节派教会、商店、银行和旅行社为伯明翰的“侨民区”提供了社会和经济基础。我们还观察了Sparkbrook的老居民聚集在一起重新创造和庆祝他们认为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我们遇到的人物和我们观察到的组织对芝加哥研究者来说同样熟悉。
《种族、社区和冲突》对于舆论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立法,禁止住房歧视。这反过来刺激公共部门关于住房政策和管理的辩论,特别是“种族”和住房的辩论。21世纪初出版的不少书籍和报告讨论少数族裔人口的分布模式时引用了《种族、社区和冲突》。这本书还引发关于社会阶级和社会学理论的辩论。最重要的是,它引入了(或重新引入了)一个理论框架,人们可以理解经历人口迁移的城市中正在发生的复杂过程,“种族关系”模式是如何响应这些过程或作为这些过程的一部分而发展。这本书将根植于芝加哥社会学派传统和韦伯理论的结构分析和个人观察与对地方行动者的访谈结合起来,用霍尔的话来说,这种分析提供了一种“看待和理解”一个大城市种族关系的境况和过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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